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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授】胡德坤:二战史研究的拓荒者
来源:张老师        作者:记者 陈丽霞        发布时间:2010-12-24 02:10:00        点击次数:

40年钟情于历史学研究,立志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贡献毕生精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研究等领域出版了多部力作。

今年1月,他主编的长达325万字的“大部头”专著《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出版,被同行专家誉为“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关于二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

12月的一天,记者走进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原副校长、中国边界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胡德坤的研究室,聆听了他在学术生涯上的感悟与体会。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

“我已65岁了,时至今日,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只能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胡德坤十分谦逊地说,“如果说我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首先是得益于历史学前辈学者的引领和熏陶。师恩难忘,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我得到过许多前辈师长的教导和帮助,尤其是唐长孺、吴于廑、张继平三位老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胡德坤回忆道,“唐长孺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史专家,是先生在1980年带我走出国门,到日本京都大学研修,收集了日本关于中日战争史方面的资料,奠定了我的研究基础。”唐长孺对他说,“学术研究一定要选定一个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里精耕细作,做深做透,做出有影响的成果。随意转换研究方向是做学问的大忌。”自此,把学问做精、做深、做透,一直是胡德坤在学术研究中秉承的原则,自1978年开始,他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领域耕耘了3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吴于廑先生是我国公认的世界史学科奠基人,是他指导胡德坤如何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吴于廑说:“治学之路就像花瓶的形状,年轻时要像花瓶的‘瓶口’,尽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中年时要像‘瓶颈’,要深入到一个领域研究,要专、要深;老年时要像‘瓶肚’,要从宏观层面进行总结性研究。”吴于廑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胡德坤的脑海里,30余年来,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的不懈研究,使他的学术研究之路真正经历了“瓶口”和“瓶颈”阶段,现在,正在向“瓶肚”阶段前进。

张继平先生是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奠基人,是他将胡德坤引进了二战史的学术园地。“年轻时还没有看到二战史研究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感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二战是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是时代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枢纽。因此,研究二战史对我们认识战后世界史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胡德坤说,他能够在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做一些事情”,感到欣慰。

当记者问到其当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感受时,胡德坤很淡定地说,“在老一辈历史学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我的人生中,最在意的是学问做得如何。这些前辈学者在世时,武汉大学还没有设立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但他们都是公认的学术大师。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同这些前辈学者相比,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因此,即使我评上了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也不等于是学术水平就提高了,还要继续努力。”“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继续努力奋斗,为学术、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

 “我就是喜欢做学问”

胡德坤说,“我喜欢奋斗的人生,没有奋斗就没有成功。虽然不能说每个奋斗者都能成功,但每个成功者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这个人不大聪明,但我勤奋。我想,这应该是我能做出一点成绩的前提条件。”自1970年留校任教40年来,他从没有节假日概念,把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甚至是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他也在研究室工作。胡德坤的学生们也都知道,周末和节假日找老师,就到研究室找,只要他不出去开会,就肯定在研究室。

      有人关切地问他:“都是60多岁的人了,你还奔什么奔?”胡德坤笑着答道:“我就是喜欢做学问啊,做学问就是我毕生最大的乐趣。历史学科博大精深,如同浩瀚烟海,我这一辈子只要能把这大海中的一滴水给研究明白,就很不错了。”

创新是胡德坤学术生涯中的另一关键词。胡德坤认为,“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成功。”“我的二战史研究在三个领域是拓荒者,即‘中日战争史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和‘二战对战后世界历史影响研究’。”在学术上要有新发现和新创见,是胡德坤著书立说的宗旨。

胡德坤介绍说,“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很多专家都想研究这一课题,但终因困难太大而放弃,但是,我坚持做了30年。经过长年研究,我慢慢摸索出了其中的规律,才知道应从哪些角度来加以论证,才能做出系统、完整的研究。也正是因为有了30年的积累,才能使我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九卷本长篇专著顺利完成。”

已出版的这部九卷本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再现了战时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世界历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与作用的长卷著作,是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一书,将中日战争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扩大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野,被业内专家称为“是一本有开拓性的书”,“该书的成就已超过了同类专著”,“能够填补(国内)目前急需填补的空白。”

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一书,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二战对战后历史的深远影响,开拓了二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现在,这一课题已延伸出了若干子课题,他指导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正在进行研究。

“历史研究也可以为现实、为国家服务”

“历史研究也是可以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胡德坤说,“不管哪一门学问,只要做出成果,都是有用的,都是能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我们搞历史的人以前不注重为现实、为国家服务,把历史变成了象牙塔式的贵族学问,这是对史学功能理解不完整造成的。”他认为,史学研究既有学术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又有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功能。而后一个功能是我们重视不够的,需要扩展和加强。

如今,“边界与海洋问题研究”是胡德坤正在着手研究的新领域。他担任院长的中国边界研究院,是全国目前唯一专门从事边界理论研究、边界管理实务和边界管理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机构,他说,“我希望这一跨学科平台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大学综合性学科优势,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我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作用。”

注重团队建设和梯队建设是胡德坤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他说,“在学术团队中,我尊重每一个人;给每个人发展空间,团队才能做大做强。”40年来,胡德坤从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我校世界现代史的学术带头人,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的普通会员成长为学会会长,他认为,这是学术团队,包括校内乃至全国学界学术团队培育的结果,没有学术团队的进步就没有个人的进步。

正是在这种团队理念的指导下,现在,胡德坤在中国边界研究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组建了由文法理工等多学科的大型跨学科研究团队,他和这个新型的跨学科团队一起,正稳健行进在学术研究的前沿。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18期 编辑:杨欣欣 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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