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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征文】青春写在心里
来源:        作者:高艺林        发布时间:2013-05-30 15:18:10        点击次数:

本文完成于2013518日凌晨。这一天,是我生日,曾经的“小孩”年届50周岁,标志着武汉大学经济系1978级学员已全部年过半百了。当年,我们第一次踏入武大校园时正值风华正茂,如今时光过去35年,但我们依然将青春这个字眼写在心里。回忆往事,我对师长们的关爱充满感激之情,对珞珈山的宿舍、课室、图书馆、山水草木、碎石小道满怀依恋。

 

1978106日晚,我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武昌站,接车的学长带我上了一部大卡车。车辆行驶在昏暗的武昌大街上,站在车厢里,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不久,卡车进入校园,路灯下看不清四周景物。经过当时的公共汽车总站左转驶上一段斜坡,两旁树木茂密,抬头望去,树干挺拔高耸,迎面而来的风略有些凉意。后来才知道那树是梧桐树,那条连接樱花大道的斜坡我称之为梧桐大道。

卡车上了斜坡便停在樱花大道路口老宅舍的第一个拱门台阶前,登上约莫两层楼高的台阶,右拐进入一个门口,穿过回廊,便是经济系1978级学生的宿舍。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已有好几个人在闲聊,一见到我进来,有人说“来了个小孩”,大家便纷纷围过来摸我的脑袋,询问我来自何方。还有人接过我的行李,帮我铺床,整理物品。四年的校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经济系197865位学员中,我年纪最小,上大学那年刚满15周岁,年纪最大的余大哥时年31岁,我与他年纪相差整整一倍。年龄相差悬殊不仅仅是我们两人,而是1977级和1978级两届学员的一大特色,这也是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之前十多年停止高考,中学毕业(包括初中毕业)后进入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挤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造就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年龄差异十几、二十岁的一大批人成为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四年。

那是一批求知若渴的人群。文革十年,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条件好好读书。那时候没有电脑、电视,也很少读报,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歌颂战天斗地的文章,几乎找不到其他书籍。终于有一天,这群人进入大学校园,就像行走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旅人,忽然见到一泓清泉,便不顾一切扑向前去,贪婪地汲取知识的甘露。南一楼、新教室、理学院,都有我们专注听课的神情;图书馆、宿舍、树荫下、山坡上都曾留下我们认真看书的身影,操场上、树林间都曾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不仅背课文、复习资料,也背英语单词;不仅读专业书籍,也看中外小说和伤痕文学。我们为知识而痴迷,也为小说中主人翁的悲欢离合而欢笑、感伤。上课时会争先恐后抢前排座位,听课时总是十分认真地记一大摞笔记,看书看杂志的读书摘要卡片记了一叠又一叠。那个年代的学生,读书专注,嗜书如宝,惜时如金,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那时的口号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崇尚的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吃苦耐劳精神,崇拜的是象华罗庚、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和中国女排。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好像有点难以理解,但当时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地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课余时间除了锻炼,大部分都在自习看书。《致青春》中那些整天抽烟打牌的镜头,在我们那个年代十分罕见,不是我们不想玩,而是不敢玩,大部分人的青春被文革所耽误,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挥霍。

那个年代的老师非常敬业。当年给我们任课的多位经济学教授,都毕业于哈佛、耶鲁等海外名校,被禁闭了十多年的才华,一朝解放便恨不得将本领悉数教给学生。吴纪先、谭崇台、周新民、刘涤源、汤在新、刘光杰……信口说出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翘楚,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

武大四年是我记忆中梦幻般的时光。当年的我,来自福建一个滨海乡村,一个懵懂的农村少年,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怀揣对未知世界、浩瀚知识的渴望,一步跨过县城、省城,到了外省的大城市武汉,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既新鲜又陌生,既好奇又惶恐不安,不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和生活,担心如何处事,害怕与人交往。好在很快地,一位敦厚老实、又有见识的同学,成了我四年大学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兄长和伙伴。每天,上课时我挽着他的胳膊去教室;吃饭时,我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拉着他的衣襟走向饭堂;冬天时,我跟着他去集体澡堂洗澡。四年中,他走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我是他的小跟班,好像只有和他在一起,心理才感到踏实。他是我小心翼翼碰触外部陌生世界的拐杖。这个人,我叫他肖老头,其实当时他才24岁。17岁初中毕业从杭州到了北大荒,修了7年地球,通过努力考上武大。他不厌其烦地解析少年的我对世界的好奇与疑惑,宽容不谙世事的我在生活中时有的愚笨与固执,用生活磨砺的意志与智慧,开启我心智,认真学习课程。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心灵导师,我一直心怀感激。

四年里我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爱,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给予我关爱的不仅仅是肖老头,几乎所有年长的同学都关心我及其他年幼的同学,整个年级就像一个大家庭,充满着爱与温暖。即使年纪相仿,稍大一两岁或两三岁的同学,彼此相处也非常友爱谦让。记得当年到东湖游泳场上游泳课,其他同学都下到深水区游泳,我虽来自海边却是个旱鸭子,老师只好将我一个人安排在浅水区,发了个救生圈,有时还派个同学看着我,以防发生意外。四年的春节假期,因害怕拥挤不堪的春运旅程,我只回过一次福建老家,其余三个春节都在武汉度过。每逢春节那几天,家在武汉的培增、永乐、庆汉、姜夏四位大哥便将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同学接到家中,每家待一天,住一晚,这些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家人陪我们逛街。尽管武汉的冬天很寒冷,春节期间学校里人丁稀少,但内心一直洋溢着温暖。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自己如同掉进了蜜缸,幸福无比。真心感谢这些兄长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一直生活在关爱与温暖的环境中。

因为年龄小,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入校不久第一次上汉口的外文书店,当年外语书店这类涉外的地方,需要证件、单位证明才能进去,大学生凭校徽、学生证。当天我们一伙人胸前别着武大校徽,到了外文书店就径自往里走。书店门前看门的唯独将我拦住,说“这个小孩不能进”。一帮同学指着我的校徽帮我证明,他不相信。好在我带了学生证,他看了好一阵,上下打量了我几遍,才将信将疑地放我进去。自此,“小孩”便成了大学期间同学老师对我的称呼,一直到现在,同学见面还能听到这样的称呼。

大学四年里,最开心的事情之一便是看露天电影。文革时期,除了八大样板戏,以及少数从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电影,国内早期的电影与欧美国家的电影几乎全部遭禁,能看的影片十分有限,一部样板戏看上十遍八遍是常事。进校后,便陆续有解禁的老电影及新引进的外国电影上映。据不完全统计,四年间我至少看了360多部电影,平均每周近两部,其中包括《流浪者》、《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摩登时代》等。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看电影是当时大学生活的快乐事情。电影预告一出来,我们便充满期待。放电影的地方在小操场,晚饭后,学生、教师及家属蜂拥而至,经常将小操场挤得爆满。想占得一个好位置至少要提前半小时以上,甚至要提早一个多小时。还记得当年经常和经济系1977级年纪最小的小邹同学,一人带四张小板凳去占位。几张小凳子在地上圈出一片空地,就算是我们的地盘,一直守到其他同学到来,这也算是小同学为兄长们能够做的事情之一。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整个过程象经历了一场美丽的梦境。那四年,我们生活在美丽的花园里:春天开满樱花,夏天梧桐遮荫,秋天桂香满园,冬天银装素裹、腊梅飘香。面对如斯美景,真的令人甘愿沉醉其间,长久不醒。武大让我感受到美,学会欣赏美的事物,尤其是秋桂的芳香,甜而不腻,沁人心扉,令我痴迷心醉。无论什么时候,一闻到桂花的芬芳,心情即刻转好。只是,影响我终生的不仅仅是美丽的花朵与秀丽的山水楼阁,还有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武大让我遇到一群心地淳朴善良、有理想抱负、有思想见识的兄长,他们教会了我正直、勤勉、善良、勇敢与坚强,塑造了我的生活信念:始终如一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人,努力将别人曾经惠及于我的帮助、关爱与感动,传递给我周边的人。从毕业到现在,不管多么困难,这一信念没有改变,一直激励我竭尽全力将工作做到最优秀,努力做出类拔萃的人。这也是武大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系校友,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相约武大)

编辑:田业胜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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