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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八舍”的集体回忆
来源:        作者:李辉        发布时间:2011-09-25 22:37:07        点击次数:

编者按:由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联合编撰的《老八舍往事》近日出版,该书以几位同学当年的日记为基础,勾勒出四年校园生活的大致轮廓,通过网上的跟帖互动,丰富和还原30多年前的诸多历史场景。该书实际是当时国内整个19771978级大学生活的生动缩影,本报特刊登此书书评,以飨读者。

 

让记忆喧哗起来

一本妙书。

一天,网名“老道”的同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级的网页上,贴出自己30年前入校第一天的日记。旋即,那些在珞珈山上“老八舍”生活过的同学的记忆,都被电击,一下子激活了。一个个帖子随时跟进,不同人的日记穿插呼应,大至恢复高考的社会变革、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的思想碰撞,小至排骨汤之类的武汉美食、同学之间的趣事,辨析或填充某一细节,追忆与阐发某一话题,思绪自由闪动,情绪五颜六色。参与者高歌低吟,时空转换,一个群体的记忆喧哗,酿成了《老八舍往事》之妙。

妙就妙在,群体性的记忆,如今借互联网的便捷和魅力可以做到齐声喧哗。当年的日记,为记忆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具体场景;今日的网络,则使记忆不限于单纯的往事叙述,而是多了当下追忆之时的现实环境与心境的映衬,多了对当年诸多事件的解读。这些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记忆本身。走过3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老八舍”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在以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和知识结构,对历史进行重构。于是,一本追忆之书,在与往事的时空呼应中,既是历史之书,也是现实之书。

那个年代的不幸或幸

我第一次走进珞珈山,应是在1975年。一位中学同学,从知青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送到武大数学系念书,我去看他。走进珞珈山,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琉璃瓦屋顶的高大建筑依山起伏,景象壮观。当年的印象里,武汉让我惊叹的,除了长江大桥,只有珞珈山武大校园。后来读沈从文自传,22岁的这位“乡下人”从湘西来到北京,走出火车站,前门城楼矗立在他面前。他惊呆了:“城墙好高!北京好大!”我第一次走进武大校园时,就有类似感觉。在此之前,从没有走进过比这更大的院子,哪里想到过大学校园竟有如此宽阔的天地!如此美丽的景色!

当年,我很羡慕同学能在这样的美丽之中念书。然而,只有羡慕,不敢有奢望。因为根据当时的政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几乎不可能被选送进大学,而不幸者如我,就在此列。

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在“文革”中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翻开《老八舍往事》,读到他们对各自身份的辨析与议论,颇有感触。

“老八舍”同学入学报到的时间是1978105,第二则日记的时间是109。在这一天的日记后面,众多帖子围绕班上同学的身份状况展开回忆和议论,最集中的话题有二: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的区分:“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历史形成。两个话题,对于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人来说,都极为重要。在以往阅读的书中,谈论前者的较多,而后者则少有涉及。

率先提到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话题的是“宋姐”。

【宋姐回复】新时期恢复高考,采取的是面向全国、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海选”,政权的更替导致了教育上的“重新洗牌”,回乡知青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都得到了“公平竞争”的难得机遇。老八舍的回乡知青和“可教子女”应该为数不少,都受到了时代的惠赐啊。

随即有多条帖子跟随议论。

Lzj回复】宋姐提到“可教子女”问题,是值得大书一笔的。1978年以后,从家庭出身中解放出来的人,舍中大概不少,这又是一个昭示历史变迁轨迹的重要现象。

【徐博回复】教授说得非常深刻。“可教子女”一词是从骨子里显示出那个时代的门第歧视或者说种姓歧视的残酷性。

谈到“文革”后的时代替换,人们谈论很多、史学界也颇为重视的,莫过于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1979年左右的平反冤假错案,这倒不错。但是,如果仅仅将恢复高考限于教育走向正轨来考量,则就太看轻恢复高考的历史分量了。《老八舍往事》中的议论,其实涉及到了历史变革的根本处。不错,恢复高考是教育的一种理性回归,是告别一个混乱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但最具时代震撼意义的、最根本性的变化,应该是社会终于回到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对于那个时代有幸可以参加高考的许多“可教子女”来说,当时或许并不清楚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但能够与曾经蔑视过自己、排斥过自己的同学并肩走进考场,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宽慰,更何况有幸被录取,走进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在“可教子女”得到机会参加高考之后,“右派分子”开始平反,19791月,中共中央再颁布文件,为440多万地主、富农摘掉帽子,其子女也享有与其他同辈人一样的平等身份和权利。

看似信笔而写的几个帖子,却撩开了历史的一角,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已经被淡忘、被忽略的历史关键点。这也是一种必然。历史情结、历史兴趣、历史思索,早已流淌在“老八舍”这个群体的血液中。既然是一段重要历史的“产儿”,他们的书注定要贯穿厚重敏锐的历史感。

一本书的历史之妙,即在于此。

教授,仰望星辰

翻阅《老八舍往事》,我的眼睛忽然一亮,一个熟悉的名字毕奂午出现在第205页。

是页为198215的日记:“上午,全校各系公布了77级毕业分配的总体方案。今天还宣布了78级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名单。”日记后面的一个帖子写得很长:

【宋姐回复】我的论文题是《萧乾特写报告研究》,指导老师是毕奂午先生。毕奂午先生可能不少同学不认识。他是30年代的老作家,解放初参加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就是武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他说,他年轻时在中学教书,午睡时在门上写上“午睡”,调皮的同学总改成“牛睡”,没想到晚年真的被打成“牛鬼”并去放牛。

或许我孤陋寡闻,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武汉有人在书中提到先生。我颇感亲切。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后,正是结识了先生,才每年都要去珞珈山几次。如果说我对武大有某种情感联系,那就是因为他。

第一次去看望先生是在1980年年初,介绍我去的是贾植芳先生。当时,每个假期我从上海回随县家中都要途经武汉,那一次,我带着先生的信,走进珞伽山二区宿舍的一幢老楼。后来听说,抗战前在武大任教的苏雪林或者凌叔华、袁昌英,住的就是这幢楼。

对于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人来说,毕奂午虽非赫赫有名,但他的作品集《雨夕》、《掘金记》中的一些诗文,当年颇获好评,现代文学选本中也都少不了他的作品。我那时正与陈思和一起在先生指导下研究巴金。这样,巴金也就成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主要话题。

从那之后,将近20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他写信来介绍我去认识萧乾。他还在一封信里具体建议:“你既写文学艺术方面报道多,这样是否可以结合实际工作再多读一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书,从技巧研究到流派思潮的作家评传。有时间还可写大一点的文章,如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其罗》、《贝多芬》那样的论著。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设想,你当然比我想得更切实更有规模一些。”过后,他特地寄来一封写给萧乾的信,让我持信前去拜望。就这样,我认识了萧乾。没有想到,我后来真的开始写传记,而且第一部作品就是《萧乾传》。我虽然没有在珞珈山里念过书,但能够得到曾任武大中文系主任的毕奂午先生的指点与关爱,我仿佛与“老八舍”人有了同窗之谊。今天,读他们的这本书,我为自己能与他们有这一关联而高兴。

读“宋姐”的关于毕先生命运的叙述,颇有同感。她说得不错,50年代初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曾担任参加全国文代会湖北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出席会议期间,他上洗手间时,一个人觉得他像一个见过面的叛徒,转身就报告上去。随后,先生便被打入了另册。从1955年肃反到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从无证据和结论,但他却不再受到尊重和任用。到了“文革”,他便每天与牛同行,成了真正的牛棚中人。“文革”后他当然被平反了,那个举报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我未向毕先生求证这一传闻,但听先生讲过他“文革”在武大农场里放牛的故事。正是在每日清晨放牛的时候,他靠仰望天空星辰来消磨时间,并兴趣盎然地开始学习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他还专门研究过诗经和楚辞中出现的天文现象。

1980年年底,毕先生创作过一组《初出牛棚告白》新作,在《诗刊》上发表。在《初出牛棚告白》之一中,毕先生将陷入逆境中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用凄厉而浓重的笔调写出来:

我天天赶着牛群

但我不是那个田庄

或那个农场的牧人

我受着奇怪的惩处,被罚苦役

夜夜寄宿的牛棚

就是监禁我的牢狱

墙壁上的破洞里露着一角蓝天

我盼着暗夜快快地走完

10年前,毕奂午先生逝世于世纪之交。在他去世的两年前,1998年,我又一次走到珞珈山里他的寓所,这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很奇怪,20年了,他居然还住在那套陈旧的、破烂不堪的二区宿舍里。像他这样一个老作家、老教授,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善住房条件?我没有问他。他已经90岁了,我不愿意以这样的话题引起不快。实际上,他也不会。他和赵岚师母对生活是那样无所奢望,是那样甘于清贫,朴素,坚韧。

“宋姐”后面没有人跟帖子,看来当时的中文系学生很少知道毕奂午先生。他的被忽视、被冷落,实在是武大中文系的一大损失。可惜,如今再也无法弥补了。

名师何处?母校可好?

最令“老八舍”人为之失落和伤感的,是他们无缘见到中文系几位冤死于“文革”中的大学者、名教授。

1979515的日记为:“上午全校听广播大会,由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作报告。但中文系分出一半同学去学校体育馆开追悼会,为两位‘文革’中含冤去世的教授平反。”

随后,一个个帖子填补着当时的记忆:

【老道回复】开追悼会的两位教授中,有一位是一级教授刘永济先生,先生是教词学的,196610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含冤而死;另一位是不是刘绶松先生啊,先生是教现代文学的,“文革”中受到迫害,和妻子张继芳女士双双上吊自杀。

席鲁思,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揪去陪斗,他说“士可杀,不可辱!”坚决进行抵制。是年卒,年70岁。

【黑白子回复】我们进校不久就逢刘博平先生的追悼会,先生是当时中文系的最后一位一级教授、小学家,古汉语与古典文学的老师还会不时引用他的说法。可惜我们无缘亲见其风采。

【老太回复】刘博平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大弟子,为武大中文系“五老”之首。

30年了,历史仍让他们喟叹不已。

网名“唯心论”的同学,临近毕业时赋词《永遇乐》,其中写道:“生生灭灭,天心难问,也就任凭他去。想东篱悠然些个,管它什么归路。……再三千载,不期而遇,一醉神交万古。好兄弟推心对酒,何须言语。”很巧,我们一九七七级同学毕业时,在楼道里举行告别宴,墙上贴的一副对联,其情绪、心境也与之相同,而且也含“酒”字。上联:悲欢离合一杯酒;下联:东西南北万里程。横幅:好聚好散。

许多年过去,生生灭灭,聚聚散散,很多事情都变了,但《老八舍往事》让我看到,这个群体对那个时代的感怀、对老师的情感没有变,现实忧患意识与历史情结也没有变。他们还拥有不变的酒,还有可以说来说去的记忆。

如此这般,读他们的往事,我醉在一代人的记忆中。

(原载《南方都市报》)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46  编辑:田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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